中国制造业正在痛苦的挣扎之中，部分企业因长年扩大产能所带来的资金和管理缺口已经超过其所能负荷的范围。继华为一级供应商福昌倒闭之后，上个月，投影行业明星公司雅图数字视频技术有限公司被裁员工到公司门口追讨欠薪。据悉，类似这种欠薪行为在制造行业内非常普遍，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准时发薪的企业只有30%左右。

　　与此同时，由于世界经济低迷、中国需求不足，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这也反映出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目前所处艰难境地。作为大宗商品市场的“风向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持续20天下滑跌至498点，跌破今年2月18日创下的历史低位。

　　中国制造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获得过公正的评价，身上的标签也多半是灰色的，比如血汗剥削、破坏环境和资源，还有什么产业链最低端等等，即便是在其最辉煌的时候，公众在谈论起制造业时，也常常充满着鄙夷的口气。在这种舆论环境中，制造业运作正常还好，一旦出现任何状况，都会被舆论无限放大。

　　此前，富士康曾因员工跳楼事件而被推上风口浪尖，在最疯狂的讨伐岁月中，人人都认为富士康这类血汗工厂没人性，别说是超时加班或者职业危害等问题，就连富士康将工厂移至中西部地区，舆论也会把当地失业率的提高归咎在郭台铭的头上。

　　另外，自去年春节开始，珠江、温州、江苏等地的制造工厂纷纷陷入倒闭潮，也助长了舆论对中国制造业真的快不行观点。不过，笔者认为，从纵向来看，中国制造业目前正从第二阶段逐步迈向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低端制造业便迅速崛起。这段时间是以温州制造业为著名，他们生产出来的眼镜、鞋子、打火机等日常用品销往全世界，但这种制造业的富裕只是短暂的，他们只是抓住了全世界旺盛的需求以及廉价生产资料的差价，商业模式和制造水平，都不具备特别的思维深度，于是很容易模仿。随着同质化制造的出现，相同产品出现产能过剩的危机，昔日可观的利润慢慢地被蚕食，最终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第二阶段是一些大型制造企业成为世界知名品牌的代工厂。比如苏州的联建科技，昔日也曾作为苹果的供应商红极一时，但因技术变革较慢，没能适应客户需求，最终落得个惨淡出局，这种境况也不能完全怪联建科技自己，要知道，成为苹果的供应商本就是一件“高风险、高收益”的事儿，干好了，自然赚得盆满钵满，干不好，随时有可能倒闭。

　　而目前中国制造正面临着由第二阶段代工厂向第三阶段中国智造转型的阵痛期，有些企业正遭遇寒冬，基本上熬不到春天了。与之相反，当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甚至倒闭的时候，一些明星企业“代工厂”的业绩却蒸蒸日上，如前面提到的富士康，他们如今头疼的是，招不到足够的流水线员工去满足苹果巨大的订单需求。所以中国制造业目前尚处于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再从横向来看，中国制造业面临困境与两个因素不无关联：一方面，东南沿海城市开始驱赶制造业，不仅之前的税收、土地优惠政策逐步取消，还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得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荡然无从，富士康从深圳陆续迁往郑州和昆山，就是这种驱赶最鲜明的写照，巨头企业自然有实力坚持到内陆，东山再起，但很多中小企业在迁徙之中就饿死了，有的干脆就地解散。

　　另一方面，房地产则更像是中国制造的一场人祸，最著名的温州炒房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制造业主，他们对比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利润之后，前者只有2%左右，后者则常常高大39%，开始把大量的资本投入房地产业，这就使得原来准备投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金都用作他途。所以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使得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以笔者看来，太聪明的人是做不好制造业，这个行业里没有快速赚钱的途径，也容不下急功近利的人。真正能让中国制造业提高品质、转型升级的还需政府、企业、社会的共同努力。当前，我国的传统制造业在“做优做强”方面亟待转型，而转型中又面临以下四大问题：

　　一是工业文明的缺失。一方面很多低端制造企业为了多接合同，拼命压低自己的报价，而最终在牺牲自己产品质量的情况下获得补偿。试想，本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是低端了，再偷工减料，产品怎么可能受到市场的青睐?另一方面，很多电商平台的货物中，一大半是在卖假货，这使得劣币驱逐良币，中小制造企业只能随大流，专门生产一些质次商品，使产业结构升级无从谈起。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亟待立法改进。中国制造业要从低端走向中高端，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不可能的。试想，如果一个发明或一个创新被推出之后，就马上被别人抄袭过去，那么谁还愿意创新和发明呢?所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该跟上欧美发达国家。

　　三是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就是低端制造业生产工人没有人愿意去做，而企业需要的中高端生产技术工人却始终难以觅到可用之才。所以，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各方开设一些旨在培养中高端技术人才的大专院校，有针对性的培养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因为如果没有政府、高校等各方力量的扶持，专业技术人才光靠企业的力量来培养恐怕并不容易。

　　四是产学研如何有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对制造业转型和升级提供帮助。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牵头，一边让高校研究出来的新产品、新技术，让企业转化成真实的产品。另一边政府给制造企业更多的政策、税收等优惠政策，让高校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制造企业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转变。

　　中国制造业当前正处于痛苦的重构阶段，就是从过去低端走向中高端，从过去的“代工厂”转向“中国智造”。这除了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让产学研与企业对接，减税降费之外，更要对国内知识产权进行保护，鼓励创新，打击仿冒。而只有经过长期的涮洗之后，自然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阵痛难免，制造业也必须经历凤凰涅，才能浴火重生。

　　新智能制造模式助推行业发展

　　12月17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到第二天，“互联网+”成为主角，尤其是智能制造与产业升级。分析表示，智能制造体现为互联、集成、数据、智慧，是通过装备智能化、设计数字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营销服务网络化的实现，来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从而大幅提高生产力。

　   机器人受政策大力扶持

　　智能制造被赋予了中国工业经济“弯道超车”的重任。近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智能制造现场经验交流会上透露，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制定支持智能制造项目的政策措施，尤其要在现有的技术改造、工业转型升级专项中，加大对智能制造项目的支持力度。

　　另外，工信部日前还专门印发“互联网+”行动计划，从智能工厂、智能硬件、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多个方面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

　　智能制造新模式

　　机构预计，智能制造作为提升我国装备制造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系列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各地试点项目有望加速推进，并涌现出新的智能制造模式助推行业发展。更多最新智能制造行业市场分析信息请查阅中国报告大厅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项目行业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战略研究分析报告》。

　　辛国斌在此次交流会上表示，装备制造是制造业的核心和支柱，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是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要紧紧抓住并用好智能制造发展机遇，加速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智能制造不仅仅是单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应用，而是新模式的转变，随着试点示范的不断深入，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智能制造新模式。下阶段工作部署将要加强统筹规划，集中力量建设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组织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积极研究制定支持智能制造项目的政策措施。同时，还要研究建立产融对接新模式，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支持智能制造发展的产品和服务方式。

　　另外，近日出台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18年高端智能装备国产化率明显提升，建成一批重点行业智能工厂，培育200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初步实现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的示范应用。同时，组织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在基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行业，遴选一批在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服务、智能供应链、制造新模式领域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试点企业。

　　经济转型依赖产业智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其中，曾经备受倚重的制造业伴随人口红利消失、产品附加值低廉、产能过剩等问题，正在步入“寒冬”。早在今年5月8日，国务院就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强化高端制造业。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最近则表示，当前工信部已完成了中国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

　　李强表示，2015年，有两个经济热点事件与浙江相关联：一是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去日本抢购马桶盖引起了关注;二是今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一天交易额高达912亿元，“从这两件事可以判断，不是需求没有了，而是供给端出问题了。”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曾指出，中国制造业的问题看起来是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中高端制造业上不去。只有以高质量、低能耗的新供给淘汰落后无效的产能，才能以新供给带动新需求。

　　李强表示，浙江的实践表明，智能制造的中国之路，需要依靠市场力量，集聚高端要素，创新突破方式。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浙江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新产品的产值率高达50%，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7%，信息经济在整个浙江经济板块有了长足发展。

　　智能制造需“虚实”结合

　　作为市场创新的主体力量，传统制造业如何拥抱互联网，实现智能制造的目标，制造业“大佬”们也提出了各自的思考，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早在2000年就提出“不触网就会死”的理念。在昨日的论坛上，张瑞敏表示，互联网时代下的智能制造，被看重的不是产品，而是如何创造用户资源。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传统企业重顾客，互联网企业重用户。

　　富士康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郭台铭则在大会“数字中国”分论坛上表示，富士康做了40多年实体经济，但现在是实虚结合、硬软整合的时代，富士康正在打造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这几年传统产业和互联网面临很大的产业变革。“唯有实虚结合，才能使效益最大化。”

　　郭台铭认为，现在的互联网汽车，要的是基本的行车安全，要的是对行车状况的快速的感应，这个需要大量的积累。硬软结合，还有很长一段路，所以智能制造要靠云端、移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而作为汽车行业较早进行互联网汽车思考和研发的“领跑者”、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则提出，车联网不仅是车与移动设备如手机的连接，更是车与车，车与基础设施的连接。智能互联汽车也绝不是简单地把手机功能集成到汽车上，更不是搞搞电子商务就可以了。沃尔沃目前在做的，是与苹果、安卓系统等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打造开放的智能互联汽车生态。“从个人角度，智能互联汽车能使驾乘体验更舒适、安全，出行更便捷，更有效分配个人时间;从交通角度，燃油经济性大大提高，基础设施被高效使用，智能交通可以实现零伤亡;从社会角度，商业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激发新的生产力，汽车文明将被重新书写。”